一、民族教育政策的内涵

　　民族教育政策是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以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益的相关举措。“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分为两大类型：优惠性政策和特殊性政策。优惠性政策是基于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而采取的一种倾斜发展政策或优先发展政策。特殊性政策是在充分考虑民族教育发展中的特殊因素，特别是语言与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基础上，就民族教育内在的教育目标、价值、内容、方法、评价等问题所采取的特殊政策。”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及大学预科的设立等，笔者认为就属于优惠性政策。而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就属于特殊性政策。对于内地西藏班的介绍，阳妙艳在《区隔与整合：内地西藏班教育政策及其实践》中这样写道：“内地西藏班，是我国于1985年开始创办，是促进民族团结、边疆发展、扶持西藏地区教育发展和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异地办学模式，它是一项面向西藏的区域性的民族政策。”它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办学对象及涉及地域的特殊，还体现在这种教育模式的办学目标、管理方式、升学举措等等各方面的特殊性。

　　对于民族教育实践，笔者看来是以民族教育政策的内容为导向，结合具体民族的特点和该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将民族教育政策落实到实践的具体社会活动。以内地西藏班为例，1985年政策发布以后，随后又发布一系列详细的指示文件，对教师配置、教材和教学用语等方面都作出了指示。师资结合内地和西藏资源，藏语文教师由西藏选派。藏语文教材由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提供。

　　二、内地西藏班的正向功能

　　“内地西藏班创办于1985 年; 对藏族学生进行特殊培养，旨在“智力援藏”的民族和区域性政策，内地西藏班担负着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促进民族团结和支援边疆发展的教育重任。内地西藏班的招生对象为户籍在西藏的各民族学生，以藏族为主，兼有汉族( 主要为援藏干部子弟) 、门巴族、珞巴族、僜人等其他民族。从2002 年开始，内地中学西藏生散插班逐步开放招生。它通过择优录取极少数初中毕业的西藏生与本地学生混合编班，打破了原来相对隔离的教育管理模式。”

　　这种内地西藏班政策，通过“内地培养，支援西藏”的目的，将那些在中考或者小升初考试中成绩优异的西藏学生录取到各发达地区的中学中，由内地的优秀老师进行教学与管理，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与综合水平，同时笔者认为这种多民族合校的现象，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汉族学校教育相互分离、相互封闭隔离的状况。这些藏族学生在内地求学，那就必定要与不同民族的教师、同学以及本地人相接触，这样就有利于他们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而那些在家乡单一文化背景中培养的藏族学生，大多将来主动适应和融入多元文化社会的能力都不太高、动力性也不足。他们接受的单一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强化了自身的少数民族学生身份和民族认同。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而朱志勇在其对江苏某西藏中学的研究中指出: “学校的正式和潜在课程共同向学生传达了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即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爱西藏、民族团结与汉藏团结。]”所以这种内地西藏班政策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国家通用语学习的语言环境，同时也使得他们拥有了多重身份和多重认同的体验。

　　同时相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去发达地区上学的人，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在未来的求职道路上也有更多的选择，而不只是考取公务员。对于很多西藏偏远农村的学生来说，现行的国民教育课程体系不是为农村生活做准备的，乡村社会的需要亦不在教育体系的考虑之内。而内地西藏班的功能更多是将乡村精英经由教育轨道纳入国家体系与城市生活之中。因为这样才能打破古时上品无寒门的局面，农村的子弟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国家也通过这样来获得更多的人才。

　　三、内地西藏班带来的消极影响

　　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民族教育政策，内地西藏班政策的存在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阳妙艳和尼玛顿珠写的《从“内地求学”到“返藏工作”:对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学校教育与族群认同的研究》一文中写道：“内地班毕业生由于大多数自初中起就在内地求学，他们从小就有作为内地“他者”的身份意识。他们在感恩于内地班的先进教育的同时，也会后悔内地班求学期间对于母语的疏离。”在内地西藏班的高中阶段，只有部分有条件的学校才会开设藏语课程; 有的虽然开了，但由于藏语在他们高考成绩中并不占分量，迫于现实的升学压力，很多学生就放弃了对藏语的学习，转而专攻其他科目。

　　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思维的结果通过语言来表达。母语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接触到和首先学会的语言，用儿童熟悉的语言进行教学，儿童就能听懂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提高思维能力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并运用这个工具去掌握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大量的研究表明，如果儿童所受的启蒙教育不是用他所熟悉的母语为工具，其结果是儿童既无法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而且思维发展也严重受阻。所以在多民族国家发展教育的时候，国家往往都会以双语教育作为推动地区教育进步的首要工具。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出于少数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主流民族的语言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环境。一般来说，两个民族接触时，政治经济力量强、文化水平高、人口较多的民族的语言很容易通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大众传媒等途径影响另一民族的语言。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承担着保存传统文化价值的使命。所以双语教育更是一种正向的推广国家通用语的基础上保护民族语的行为。

　　每个民族和个体，都会视自己的母语为重要的文化表征，并且产生强烈的认同和情感依恋，特别是当母语的社会功能日渐衰微的时候，他们的认同和依恋就会更加强烈。民族语言文字既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民族教育的内在要求。

　　张阳阳在《双语教育实施的困境与可能：基于“意识三态观”框架的讨论》一文中提到：“意识心态主要涉及少数民族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心理适应和调适过程，如少数民族学生的认同建构、学业适应、遭遇的偏见、自卑与歧视等问题，这与学生个体在学校里的受教育经历是直接相关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认同建构和学业适应一直是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关注的重点。”认同建构方面，双语教育旨在使那些受汉文化冲击较大的少数民族，通过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以及了解传统文化，建立起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而对西部民族聚集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双语教育就是使他们建立起高度的本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

　　所以笔者认为内地西藏班虽然在培养藏族现代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是以这种被迫丢弃民族语言为代价的话，在未来难免会有得不偿失之嫌。

参考文献：

　　[1]王鉴.试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重心的转移问题[J].民族教育研究,2009,20(03):18-25.

　　[2]阳妙艳,尼玛顿珠.区隔与整合：内地西藏班教育政策及其实践[J].教育学术月刊,2016(07):33-42.

　　[3][4]阳妙艳,尼玛顿珠.从“内地求学”到“返藏工作”:对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学校教育与族群认同的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6,27(02):17-25.

　　[5]张阳阳.双语教育实施的困境与可能：基于“意识三态观”框架的讨论[J].民族教育研究，2018,(0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