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3000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羌人活动的记载。近现代羌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和绵阳市北川县，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康定县等，主要为岷江上游地区。

　　羌族主要居住在高山或半高山地带，地形复杂，海拔悬殊，气候多变。因此，区域内常见多发病如：肠胃病、头痛、惊厥等，此外还有妇科疾病、黑热病以及高山病等。羌族医药就是在同这些疾病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羌人医药学当开始于远古时期。传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百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尝水草》)，表明进入中原地区的羌支姜姓炎帝神农氏已经认识了一些药用植物并用以治病。秦汉时期，居于今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冉、駹族群，已积累了较丰富的药理知识。《后汉书·西南夷传》：“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麂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言其地“特多杂药”。事实上，有史以来羌族故地川、甘、青等地区一直盛产药材。除自用外，还远销中土、入贡朝廷。公元2世纪初，羌族人民就懂得用羚羊、鹿胎、麝香、鹿粪、鸡胆等大批动物药治病。根据陶弘景对《本经》的注释和补充，已详细记述了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药物近二十多种，产地和效用都有明确的记载，如羌活、独活、大黄、当归、黄芪、戎盐、雪荷花、麝香等。唐中叶时，他们进献的贡品中就有麝香、羚羊角、大黄、当归等名贵药材。

　　到西夏立国后，羌人医药学有了很大发展。西夏羌人在医学理论、病理、药理，以及常见疾病和治疗方法等诸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系统的知识，认为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四大调和则健康无病，四大不合则生疾病。对病理的认识偏重于血脉，认为健壮或疾患皆由血脉通或塞所致。其用药处方也颇有特点。当时，对传染病也有所认识，即是对传染病患者实行隔离疗治。这种传统疗法在羌区一直沿袭到近现代。如新中国建立前，羌族对“麻风”等传染病患者的处理：首先移置村外人迹罕至处，实行隔离疗治，若死后，必以火葬，以绝其病毒传染之源。颇具理性和科学性。

　　羌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医学知识，具有本民族医学的特点与特色。羌族聚居地的药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其中有大量的药物及用药知识，已溶入了中医或藏医之中，中医和藏医的医学知识，对羌族医学产生了许多影响。由于羌族聚居地长期保留部落的社会形态，相对封闭和落后，其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缓慢。羌族医药独特的理论和经验，主要靠家传师承，通过口传心授、方药对换等方式保存下来。

　　近代以来，羌族地区羌医、中医、西医并存。在农村、山寨，羌医最为活跃。羌医十分重视药材采收的季节性。如立夏挖冬虫夏草，认为虫草初生疗效最佳；端午挖贝母，立秋挖羌活、大黄、狡活、黄芪、秦艽等。在用药方面，或是外敷、或是内服、或以水煎、或以酒渍，单味药使用尤多，经常使用的药物在百种以上。羌医基本理论的形成主要来自于羌族人民的医疗实践，羌民族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朴素的宇宙观也对医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羌族医药虽然至今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医药理论体系，但是已有悠久的历史，主要以口授的方式流传，但也散载于一些中医药本草著作中。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叶，居住在岷江上游两岸的羌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认识到一些植物、动物有解除疾病与强身的作用，其民间就有了“有病必有药”的说法。还懂得用羚羊角、鹿胎、鹿粪和鸡胆等大批动物药治病的经验。

　　古老的羌人主要崇拜、信仰羌族“释比”，其医药技术也多由释比来传承或施行，主要以经验医学的形式，将羌族医药的技术和经验进行家传或师承，通过言传口授、药方对换等方法传授。从业者从实践中逐步认识药物、熟悉药性，掌握药物的生长特性，采集季节、加工技术和内外疗治方法等实际经验，使得医药合一的羌族医药在民间世代承袭。

　　羌医常用的治疗方法有挑刺、放血、打通杆、针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火罐等，用药具有独特风格，其中医药合一是其特点。早期羌医的形成与发展，与宋代大批汉人进入羌族地区，即与其中汉族的中医有密切联系。据《茂州志》记载，在清朝末年，茂县有中医35人，开设中药铺或堂有21家，他们以授业门徒、办学等形式帮助羌人培养羌医，使之不断发展。

　　由于羌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导致羌族医药流散失传较多。建国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和继承羌族医药，羌族地区的医药卫生得到不断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羌族医药卫生人员300余名，村寨民间医生171人。羌族医药工作者先后收集、整理出羌族医药单验方集，制作了羌药（动植物）标本1000多种，通过推广和应用，为羌族医药的继承和发扬奠定了一定基础。

参考资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药课题组编《民族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版